为何“郑州赋红码”事件必须引起重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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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评论员 马小龙 

此前引发持续关注的“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健康码被强行赋红码”一事迎来了新的进展。

6月22日下午,据清风郑州官微消息,经查,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献彬,团市委书记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张琳琳,擅自决定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来郑赋红码,安排相关人员对储户在郑扫码人员赋红码。目前,当地已决定对涉事人员进行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。

此事之所以引发关注,原因就在于,在当前的语境之下,健康码对于每一位公众而言实在是太过重要。它涉及公众基本的生活,包括日常的出行等等。在常态化防疫的语境之下,一旦健康码受到影响,当事人可能寸步难行,对生产生活无疑会带来极大的影响,而这也关乎公众基本权利是否得到保障。因此,当人们得知,健康码可以因防疫之外的事被随意“变红”时,无疑感觉到了自身基本权利所受到的侵犯。

目前,当地已经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处罚。而从这份通报所披露的一些细节,我们或许可以一窥“郑州赋红码”事件之中所波及的范围之广。通报显示,共有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,其中446人系入郑扫场所码被赋红码,871人系未在郑但通过扫他人发送的郑州场所码被赋红码。这个数据是相当惊人的。试想,极个别官员“擅自作出的决定”,没有任何法律支撑,就可以限制一千多人的人身自由,况且其中大部分人还不在郑州,其中权力滥用的随意性可想而知。

从这个角度去看,即便是现在当地已经对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,但事件背后所涉及“赋码机制”的随意性依旧需要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。对于一个信任法治、依赖法治的社会来说,这其中所涉及的问题相当重要,必须引起各方的警示。

此次当地对相关涉事人员予以问责,无疑是一个提醒——健康码只能用于防疫,这条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重申都不为过。在此时,如何运用健康码无疑代表着一种防疫运行机制是否完善和顺畅,健康码一旦被个别人滥用,超出防疫应有的范畴,那么显然会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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